The Failure of Symbolic Thought 符號思維的失敗 (翻譯)

Running on Emptiness 奔馳於虛無之上
The Pathology of Civilization 文明病理分析
by John Zerzan 約翰哲忍 譯者 林震洋 李瑩
The Failure of Symbolic Thought 符號式思維的失敗

http://www.primitivism.com/emptiness.htm

譯者註：原文中的Symbol與相關的衍生字詞，分別譯為「象徵」或「符號」，主要原則是作為動詞時譯為象徵，名詞時則譯為符號，其他狀態則並用或混用。

"If we do not 'come to our senses' soon, we will have permanently forfeited the chance of constructing any meaningful alternatives to the pseudo-existence which passes for life in our current 'Civilization of the Image.'" David Howes「在時下的『象徵文明』中，人們往往誤把虛假的存在當作生活本身。如果不即刻覺醒，改以感官親身體驗世界，我們將永遠喪失無機會，去構建有意義的方式來取代虛假的存在。」大衛霍威斯（David Howes）

我們能聲稱自己是真正地活著到何種程度呢？當文化的本質逐漸衰敗，文化為混亂生活所提供的慰藉日益減少之時，我們不得不更深入地探究此一貧瘠的時代，以及文化在這時代中的地位。

就如泰德‧斯隆（Ted Sloan，1996）曾痛心問道：「現代性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成年人想要建立親密關係、稱職工作、享受樂趣、過合乎道德的生活，竟如此困難？又是什麼原因，讓生命受損害的徵兆如此普遍？」大衛‧莫里斯（David Morris，l994）曾說：「慢性疼痛和沮喪經常分不開，甚至偶爾被當作一種身心失調。在後現代生活中，慢性疼痛和沮喪構成了一項巨大的危機。」置身地球村裡，我們享有網路空間、虛擬實境、即時電腦通訊，為何我們卻感到前所未有的貧乏和孤立？

正如弗洛伊德（Freud）所預見，文明的完滿意味著普遍的精神痛苦；心靈的貧困籠罩著我們，回應它的則是越湧越烈的反文明潮流。因此，文明的本質：符號式的生活，現在面臨著考驗。

有些人可能依然認為這最熟悉的要素，既是人為的也是最不被理解的，而感覺到有進行批判的必要；然而，我們之中有不少人則認為要對於不斷惡化的存在模式，追問到底。出於一種被符號所侷限與囚禁的感受，隨之而來的論題是：思考與情感聯繫於象徵主義的程度，是一種衡量標準，沿著它，虛無一路充滿了內心世界，並摧毀了外在世界。

我們似乎已經經歷了深陷於再現（representation）的時期，其深度和後果，直到現在才得以被完整地探究。虛假作用的基本形式是：符號起初傳達了現實，接著將它取而代之。此刻我們生活在符號中的程度，遠高於我們生活在自己本身、或直接與他人接觸的程度。

涉入這種內部再現體系的程度越深，我們與身邊一切實際事物的距離就越遠。至少可以這麼說：由於符號式的溝通及其無數的再現手段，已經形成一種從現實中背叛而出的異化，因此也抑制著其他各種連繫方式與認知觀點。

這樣的結果介於扭曲與疏離之間，並與兩者共存；它是一種根本而原始的思想體系，所有後續的意識型態都是它的回音。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對於當代社會的描繪是：在生活上施加一種有助於其代表性的禁令，當前的各種意象正駕馭著生活。但這根本就不是個新問題，從最開始就有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而它征服了多大的世界？今日的哲學認為，在進行思考與談話的，其實是語言；但實際情況究竟如何？

象徵是線性的、連續的、替代的，它不可能同時對它的整體對象物保持開放。其工具理性就是如此：具操控性而謀求支配地位。其做法是：「讓A代表B」，而不是「讓A作為A」。語言的根本性質，是努力將不同的一切加以概念化與均等化，因此忽略了一切多元、易變的本質和多樣性。

符號主義，是一種廣泛而深刻的全面統治，它反映並形成一種連貫的世界觀；它本身就是一種世界觀，其基礎是：從人類即時而清晰的意義中撤退。

詹姆斯‧許瑞夫（James Shreeve）在其著作《尼安德特人之謎》（Neanderthal Enigma，1995）結尾，提出了一個關於代替象徵式存在的美妙說明。經過仔細思量較早期、非象徵式意識可能會是什麼模樣，他提出一些重要的特性與可能性：

「...現代的神祇可能存在於土地、水牛、或花草；而尼安德特人的聖靈卻是動物、或是花草葉片，這個東西與牠自己的靈魂被當成是單獨的生命力量，沒有必要將他們以個別的名字加以區別。同樣地，藝術表現的缺乏，並不會妨礙到對於世界上巧妙事物的理解；尼安德特人並沒有用動物的圖像畫來塗抹整個洞穴。或許，他們並不需要從生命中提煉出各種代表，因為生命的本質已經展現在他們的意識中。看見正在馳騁的獸群，就足以激起洶湧的美感觀念；雖然沒有鼓器或骨笛，但他們能夠聆聽風聲呼嘯的節奏、各種大地天籟、彼此的心跳，並陶醉於其中。」

對於許瑞夫所暗示、我們曾經享有的世界，人們不去歡慶與它進行認知上的溝通，更少見尋求與復原她的計畫；符號的使用，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人類認知的標記。當工業資本主義——傳遞和異化的里程碑，開始大行其道時，歌德 （Goethe）說到：「每一件東西，都是一個符號」。大約與此同時，康德（Kant）則認定，哲學的關鍵之鑰，在於如何回答下面這問題「當我們稱呼某物為某對象物的『代表』時，我們與它之間的關連性的基礎是什麼？」不幸的是，他預言現代的思想是一個與歷史無關、完全不適當的答案；亦即我們在本質上，就已經無法直接地認識現實。兩個世紀後的艾曼紐‧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1981）更靠近了這樣的目標，他說「從歷史分析來看，哲學，是關於意識解體的意識。」

艾力‧薩根（Eli Sagan，1985）替無數的他者發出聲音，他宣稱：人類對於象徵、並生活在一個符號世界中的需要，是如此地根本、有如侵略一般，以致於「若要否認它，必然得要付出慘重的精神疾病代價。」然而，對於各種符號——與暴力——的需要，並不是永遠存在；相反的，它們都源自於較早整體性的挫敗與破碎，都源自於文明從中所誕生的馴養過程。從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出現、一種逐漸加速成長的勞動分化，顯然驅動著文化以時間、語言、藝術、數字和農業等樣貌而開始發展。

文化，culture一字源於拉丁語：cultura，意思是在土壤上耕耘種作，也就是馴化植物和動物——再加上我們自己。自此之後，由於不斷變化的符號模式一直試圖要去修正那些若不拒絕符號及其所隔閡的世界，就無法被校正的事物；其後果是：一種永不安寧、創新而焦慮的精神，幾乎一直與我們同在。

跟隨著涂爾幹（Durkheim），萊斯利‧懷特（ Leslie White，1949）寫道：「人類的行為，是符號式的行為；符號式的行為，是人類的行為。符號，是人類世界的全部。」在過去這樣的論斷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藉以支撐起根本的謬誤，而一個幾乎全盤虛假的意識則立基於其上。但是，假如一個充分發展的符號世界，並不等於諾‧弗萊（Northrop Frye，1981）在《我們自由的憲章》（the charter of our freedom）中那樣簡要的單調聲明；那麼，人類學家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1965）則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他說我們都普遍地依賴於「具有意義的符號系統所提供的指引」。更貼近的說法，由科恩（Cohen，1974）所指出，他說「對於社會秩序的發展和維護而言，符號是不可或缺的。」整體的符號，代表著社會秩序、以及個人身處其中的位置；它是一種規劃，使得這種規約的起源，變得永遠無庸置疑。我們的行為，是如何透過象徵的過程而被加以調校呢？

文化的出現與繁盛，以支配自然作為代價，它的增長也是一種測度標準，反映日漸進步的統治隨著不斷擴大的勞動分化一直擴展。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1962）理解到：象徵作用是文明的靈魂，它主要是以語言的形式作為一種協調行動、規範技術的手段，並且替社會的、儀式的、產業的行為，提供了諸多規則。

當我們開始和感官體驗的瞬間分離，開始和直接經歷生活的單純與完整分離，就出現一種落差，其間的鴻溝是所有的符號與象徵都無法彌合的。這條鴻溝被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慰藉所覆蓋，被禮貌地對待而繞道閃避，因此那失去的整體性也未曾恢復。就一個非常深刻的意義而言，只有受到壓迫的事物，才是被象徵的；因為只有被壓抑的東西才需要被象徵。符號化的強大規模，證明了被壓抑的東西有多少；縱使被掩埋，但仍有收復的機會。

勞動的分化進展地非常緩慢，很可能經過許久的時間而沒被察覺，最終它開始蠶食個人的自主性，也侵蝕了面對面的社會存在模式。這負面的影響注定會大行其道，因為文明發軔的方式就是如此：此刻加害我們的一切，普遍支持一個暫訂的命題。從最初的異化一直到先進的文明，這條途徑上一連串的標誌是：越來越多的具體化、依賴、官僚化、心靈的荒廢、與貧瘠的技術化。

毫不奇怪的是，伴隨著某些力量，文明化的前提——象徵性思維——的起源，也開始受到懷疑。最早開始的問題是：為什麼文化會存在？而後有越來越多更適切的問題表述方式。特別是當考慮到如今已累積了大量的古人類智慧器物，主要是由托馬斯‧韋恩（Thomas Wynn，1989年）對於大約100萬年前，製作石器工具所需要的條件，進行了極具說服力的論證。在已經確立的人類才能以及符號式文化的首次出現兩者之間，有一段非常明顯的差距，大約有數千個世代之遙。

文化，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舉例來說，最古老的洞窟藝術距今大約30000年，而農業的進行，大約是從10000年前開始。在智力商數開始促進符號化以及智商的實現之間，存在著一段廣大的時間間隔，消失於這時期的要素，是我們與自然界之間關係的轉變。在這間隔內，雖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探測它的深度，但似乎可以見到一種對於奮力支配自然的抗拒。或許，只有當這種爭取支配的念頭，透過很緩慢的勞動分化過程而被採納（可能在無意識中），經驗的象徵化才開始成為主流。

但是，常常有一種爭辯，它主張原始的暴力——獻祭人類、吃人肉、獵人頭、奴役……等——只能夠被象徵文化／文明所馴服。對於這種人類原始性的刻板印象，簡單的回應是：文化，不但沒有終結組織化的暴力活動，事實上，它還與文化一同展開。威廉‧培利（William J. Perry，1927）研究了許多新世界的民族，而後指出在農業社群與非馴化社群之間，有個鮮明的反差；他發現後者「在文化上明顯地落後，但它沒有（前者的）各種醜陋習俗」。差不多在世界各地的任何社會，一旦當它採用了馴化自然的關係，就會變得遵從於暴力的實施；而非農業的社會，對於組織化的暴力則一無所知。人類學家長久以來一直關注著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作為這項基本原則的一個罕見例外；雖然他們基本上是一個捕魚民族，但在某些時刻會有奴隸的出現，並且建造出非常階層化的社會。但是這裡所出現的馴養化，它的形式卻是馴養狗犬以及作為一種少數作物的煙草。

我們屈從於客觀化，而讓文化之網控制著我們，並告訴我們要如何生活，彷彿這就是自然的發展；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清楚地認知到：文化／文明，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哪些東西，而又奪走了哪些。

哲學家理查．羅逖（Richard Rorty，1979）將文化描述為知識主張的集合。而各種感官，並不被認為是真理論述的正當來源；它們在文明底下，被有系統地分隔而萎縮，因此在符號式存在的領域中，感官受到了貶抑。

我們人類曾一度能夠接受各種感官訊息的全面輸入，這在德語中稱為umwelt，或「我們周圍的世界」。海茵茨‧維爾納（Heinz Werner，1940、1963）認為：在各種社會區隔讓感官的完整性破裂之前，人們原本獲得的是單一的感知。倖存的非農業民族，在各種感官的相互作用與滲透方面，往往比經過馴養的人們，展現出更為強大的感官覺察與連繫（卡本特Edmund Carpenter，1980）。顯著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布希曼人裸視的雙眼，可以看見木星旁的四個月亮；也可以聽到70英哩外的單引擎輕型飛機（法爾布Farb，1978 ）。

藉著阻塞或抑制感官意識的通道，符號文化限制著人類的溝通。技術的存在不斷地擴大，迫使我們遠離可以被經驗到大部分事物；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斷言浮現在腦海：

「如果各種感知的大門被洗淨，顯露在吾人面前的是一切事物原本的無窮樣貌；將自己封閉起來的人，則是透過洞穴的狹縫來窺視一切。」

勞倫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1958）描述了非洲孔族人（Kung）的精神感應式溝通，之後的理查‧科恩（Richard Coan，1987）認為這種方式「並不是一段我們生存其中的當代文明方式的前奏曲；而是代表另一種文明方式。」

1623年威廉‧杜蒙德（William Drummond）寫道「靈魂經由各種感覺享受了一切甜美的滿足，感覺是靈魂的知識之窗，也是靈魂的歡樂泉源。」事實上，所謂的「我」（假若不是「靈魂」），在沒有身體感覺的狀態下也就不存在；並沒有一種「非感官的」意識狀態。

但是，在符號式文化的氛圍——階層明確的馴服、隔離、與安排——之中，我們的官能與意識已經非常明顯地被馴化了。從現代直線式的觀點來看，「視覺」佔有支配的地位，因為它是那種最遙遠、最不貼近的感官。它一直是種手段，藉著它，每個人都變成了旁觀者，世界變成一個奇景，而身體成為一個物件或標本。視覺的卓越重要性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因為不恰當的視線高度，不僅讓觀看者置身於他或她所看到的事物之外，也在根本上促成了控制或統治的原則。相較之下，聲音或聽覺這種重要的感覺就很不適合馴化作用，因為它同時包圍著、也穿透著講者與聽眾。

其他的感官機能就遜色更多。嗅覺，在因為文化的壓迫而失去重要性之前，曾經是和世界連結的一個重要管道。各種關於認知的文獻，幾乎完全忽略了嗅覺，就跟它現在被人類所限定的角色一樣。畢竟，它對於統治的目的沒有多大用處；甚至，若考慮到嗅覺有能力觸發很遙遠的記憶，或許它更算是一種反抗支配的官能。劉易斯‧湯馬斯（Lewis Thomas，1983）表示「嗅聞某個東西、任何東西的行為，跟思索的行為本身非常相似。」而假若現在的嗅覺不是如此，它過去很可能是，未來也應該是。

由於我們偏好補償的象徵式代替物，觸覺的經驗或實務，是另一種始終預期要被棄絕的感官領域。在一個合成的、被工作佔據的、遠距離的存在狀態中，觸摸的感覺實際上已經衰微了。對於觸覺的刺激或溝通，幾乎沒有受到重視，也很少被分配時間；即使這種匱乏顯然會引起負面的結果。敏感與溫柔兩者之間的細微差異逐漸消失；而眾所皆知的是，很少被觸摸、攜抱和愛撫的嬰兒與孩童，會發展遲緩也常出現情緒障礙。

觸摸，在定義上與感覺有關；「被觸碰」也可以指情緒上的感動，而英語中常用的表達方式「保持聯繫」，也反映出觸覺過往的影響力。這個感官領域的剩餘部份若繼續減少將會造成重大的後果；而將它重建，在一個再次敏感化、重新統一的世界中，也同樣將會對生活帶來重大的改善。就像湯米（Tommy）在「誰人」（Who）樂團的同名搖滾歌劇中吶喊著「看著我，感覺我，撫摸我，治癒我……。」

正如同動物、植物、土地、河流、與人類的情感，各種感官也逐漸受到孤立而衰弱。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概念：宇宙之間有個「適當的」計劃，一直規範著「每種感覺都有它適當的範圍」。弗洛伊德（Freud）、與馬庫塞（Marcuse）等人則看見：文明為了讓個人可以被轉化成為勞動工具，而要求各種貼近感官的歡樂必須被昇華或壓抑。社會的控制，透過各種象徵符號的網絡，非常蓄意地讓身體喪失各種力量。越來越細的勞動分割，驅動著一個被異化的反向世界，通往更巨大的隔閡；這世界使得人們蔑視自己軀體的感受，並徹底脫離於人的基本生活韻律。

決定性的身心分離，肇因於17世紀笛卡爾的構想，它標誌著現代社會的開端。那種被稱為偉大的「笛卡爾式焦慮」，橫亙在智慧的恐懼與道德的混亂上方；透過抑制人類的感官與激情面向，這焦慮獲得了舒解。我們再一次看到馴化的衝動隱身於文化的背後；對於失去控制的恐懼，現在以報復的姿態控訴著各種感官。從此之後，科學與技術獲得一張理論通行證，可以在世間暢行無阻；而各種肉體上的知識，都從真實性或認識論的觀點，被有效地加以根絕。

巨大的符號式事業，令我們頹喪並侵占我們的每一個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見到那通行協議被寫下，人們開始形成一種深層的回應。就像大衛‧霍威斯（David Howes，1991 ）的論斷：「在我們目前的『形象文明』中，虛假的存在被當作是生活本身，假如我們不儘快『迎向我們的感官』，將永遠喪失機會，去構建任何有意義的替代方案。」進行批判的最核心要務，可能是幫助我們看到：若要使我們真實存在於世界上、於彼此面前，所須付出的代價是何等重大。

最早的分離似乎是對於時間的覺察，它使我們變得更少面對自己。這種感覺的增長，與異化本身的增長，兩者幾乎無法區辨。如果像李維史陀（Levi-Strauss）所說的「野蠻心智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無時間性」，那麼一旦經過文化干預的調解，此時此刻的生活也就失去了蹤影；各種象徵符號把當下給延遲了，而這種對於偶然瞬間的抗拒，也就是時間的誕生。我們掉入了一種魔咒，耶律亞德（Mircea Eliade）稱之為「歷史的恐怖」：各種代表物，實際上抗拒著即時感知經驗的牽引。

耶律亞德在《永恆回歸的神話》（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1954）中強調，所有的原始社會對於歷史、時間的推移，都感到懼怕；另一方面，當我們沉浸於時間這最基本的文化概念，文明的代言者則會試圖為此慶賀；舉例來說，拉洛伊‧葛漢（Leroi-Gourhan，1964）從適應時間的過程中，看見它「 或許是人類最出類拔萃的行為。」我們的各種觀念已然改變，變得充塞著時間、受到時間的極度統治，因此很難想像時間的普遍缺乏是什麼模樣：基於同樣的道理，此刻也很難看到一種非異化、非象徵性、未受分割的社會存在。

據戴爾‧彼得生和珍‧古德（Peterson＆Goodall，1993）所述，對於我們來自哪裡的失憶，標誌在歷史過程之中；他們令人振奮的著作《黑猩猩悲歌》（Visions of Caliban）也指出，我們巨大的遺忘可能正是根源自語言——符號世界最初的設計。比較語言學家瑪麗‧勒克龍福‧斯特（Mary LeCron Foster，1978、1980）認為，語言的年齡可能短於5萬年；而它最初出現的推動力，是關於藝術、儀式與社會的分化。要去建立、界定、並維持一個文化世界、以及我們的根本思維結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將辭語加以符號化。

正如黑格爾的某次論述說到：質疑語言，也就是質疑存在。然而，要抗拒這種誇張的論述；非常重要的是先看見語言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語言本身的侷限性兩者之間的差異。主張我們與世界只不過是語言上的創造物，這樣的說法其實就表達著符號文化的控制與滲透有多麼強大。但黑格爾的說法過了頭，而赫爾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1934）的斷言「一個人若要擁有一個心智，他必須先有一套語言」也是同樣誇張而虛假。

語言，轉換著意義與溝通，但並不等於它們。就如梵德勒（Vendler，1967）所理解的：思想，基本上獨立於語言之外。對於缺乏各種說話和語言能力的病人與案例研究，證明了即使在缺乏那些元素的情況下，心智依然強而有力（Lecours＆Joanette，1980；Donald，1991）。同樣也值得商榷的是宣稱語言大大有助於思想的進行，因為對於兒童與成年人的嚴謹實驗，都沒有證明它（G. Cohen，1977）。語言顯然不是進行思想的一個必要條件（參見Kertesz，1988； jansons，1988）。

言語交際，大半是從一種面對面的社會現實中離開，而造成合理的身體隔離。各種言詞，總是位處於想要彼此連接的人們之間，促成那些不需要被言說的一切經過縮減而被說出。我們從一種非語言的狀態衰落下來，這漸漸變成一種合理的觀點；這種洞察力可能潛藏在喬治摩根（George W. Morgan，1968）的判斷底下，他說「在我們這個不再帶有幻想的世界中，最應該受到貶抑與質疑的，就是字詞。」

文明以外的溝通方式，涉及到一切的感官，這是與採集狩獵的關鍵特徵——開放和共享——有關的狀態。識字能力引領我們進入一個各種感覺都分化而消退的社會；我們將這種感官的剝奪視為理所當然，彷彿它是一種自然狀態，就像我們以為認識文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文化和技術，因為語言才得以存在。很多人都陸續同意，說話是一種協調勞動的手段，換言之，它是構成生產技術的一個重要部分。隨著早期經濟與同時期的語言不斷地專門化與標準化，語言的地位，在勞動分工、以及形成相關的工作與交換規則上，它變得至關重要的。如今受到象徵作用的指引，一種新的思維成為主流，它讓自己在文化與技術中獲得實現。語言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存，正像語言和文化之間一樣，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此一來的結果，是對於自然世界的加速支配，其本質上類似於對那些曾經自主而感官豐富的個體所進行的全面統制。

重要語言理論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66b、1992）犯了一個嚴重而反動的錯誤，他將語言描繪為「基本人性」的一個「自然」面向、與生俱來且獨立於文化之外。他這笛卡兒式的觀點，將心智視為一台抽象的機器，注定要去編排符號的行列，要去操縱它們；在這種貧乏的技術模式底下，起源、異化之類的概念沒有立足之處。李博曼（Lieberman，1975）提供了一個簡潔而根本的糾正：「人類的語言，只有當它與全部的人類狀態有所牽涉時，才可能發生演變。」

下定義（define），這個詞原本的拉丁文意思是：去限制或是帶往一個終點。語言似乎常常關閉掉一些經驗，而不是去幫助我們迎向經驗。當我們做夢時所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以文字方式來表達，就像是那些戀愛中的人們最深刻的溝通並不依賴於口語上的各種象徵。語言所促成的各項進步，其中真正讓人類精神有所進步的是什麼？在1976年范‧葛拉士費德（von Glasersfeld）思索著「語言，提高了這星球上生命的存活，這樣的說法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是否仍然會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文化世界的發展，數值的符號主義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在在過去和現在的許多原始社會中，去點數活著的生命物，一直被認為是不吉祥的；一種反對具體化的態度，與那普遍的原始概念——替某人命名，等於是獲取控制該人的力量——兩者關係緊密。計數，就像命名，也是馴化過程的一部分。勞動的分化，把自己出借給各種可計量的對象物，同時對抗著那些獨特、本身完整、不破碎的事物。對於商品交換行為的固有抽象性，數字是必要的，它也是科學與技術起飛的必要前提。要進行測量的強烈慾望意味著一種畸形的知識：它不尋求對其對象的理解，而尋求對它們的控制。

「我們真正理解事物的唯一方式，是通過藝術。」這種觀點是一種平凡的見解，它強調我們對於符號象徵與再現代表的依賴。「事實上，原本所有的藝術都曾經是『神聖的』。」（ 耶律亞德，1985）換言之，藝術屬於一個單獨的領域，這證明著它最初的狀態或功能。

藝術，是思想與儀式最早的表現形式之一，它隨著宗教禮儀而發展，後者被設計的目標，在於維繫住即將開始瓦解的共同生活。它是一個重要的手段，可能是透過將訊息加以密碼化，而顯示成員的身份、地位與立場（拉姆斯登和威爾遜Lumsden and Wilson，1983）；並促成了社會的整合與經濟的分化（迪克森Dickson，1990）。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某個時間點之前，並不需要目的是凝聚社會的各種設計，而勞動的分化、獨立的角色、與領域觀念，都似乎根本不存在。當緊張和焦慮在社會生活中開始萌芽，藝術和其餘的文化也應運而生，以回應它們那令人不安的存在。

藝術就像宗教，根源於焦躁不安的初始感受，它無疑是巧妙的，但它的新奇與侵佔式的漸進，卻也非常擾亂人心。在1900年，赫恩（Hirn）寫到一種早期的不滿，它驅使著許多藝術家尋找一種「更全面且更深入的表達」藉以「補償新的生命缺失」。然而，文化的解決辦法，並不足以對付更深層的混亂狀態，因為文化的「解決方案」本身就是那混亂的一部分；相反的，就像各方的評論者，如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與提歐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結論：在一個去異化的世界中，將不需要藝術。那些藝術不斷努力捕捉與表達但卻始終徒勞的東西，將再次成為一種現實，它是一劑被遺忘的、對於文化的虛假解藥。

藝術是一種語言，而在各種最早期的符號和文化制度中，禮儀無疑是另一種語言。朱莉亞‧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1989）評論了「語言結構與祭祀規範之間的緊密關連」；史達爾（Frits Staal 1982、1986、1988）對於吠陀祭祀的研究則表示，在他看來，語法可以徹底解釋儀式的形式與意義；正如克里斯‧奈特（Chris Knight，1996 ）所指出的：語言和禮儀，是「同一個符號領域中相互依存的兩個面向。」

在各種人類事務中，禮儀或儀式對於文化的突破性進展是必要的；它不僅是一種調整和規範情緒的方法，也是一種形式化過程，它和凌駕於個人的等級制度與正式規範有密切的關連。所有早期的文明和已知的部落社會，都在儀式結構與相對應的觀念體系基礎上，建立起階層化的組織。

儀式與不平等之間的聯繫，甚至比農業更早發生，這種情形很常見（Gans，1985；Conkey，1984）。各種禮儀，提供了安全閥的功能，一方面替社會逐漸分割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提供出口，另一方面也創造並維持著社會的凝聚力。在過去，勞動仍未分化的社會脈絡中，對於依然完整而未形成階級的一切，並不需要任何與統合相關的技法。

人們經常說符號的功能，在於披露那些無法被接觸到的現實結構，使得它們可以被經驗與觀察。然而，若以文化與文明的過程來看，另一種觀點則是科恩（Abner Cohen，1981、1993）的主張：象徵主義和各種儀式，讓那些惹人厭的職責與角色，經過掩飾而顯得神密又莊嚴，也因此變成值得嚮往的。或者，正如大衛‧帕金（David Parkin，1992）所表達的：禮儀具有強制性的本質，要求每個人聽從於權威，而使得他們獨立自治的天性變得遲鈍。

表面上是反對隔閡，但公共禮儀的另一面卻與歷史潮流的趨勢相反；但這同樣是個誤會，因為禮儀有助於文化秩序的建立，而它是理論與實踐兩者分裂的根基。在生產的組織化（分工）方面，禮儀的權力結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積極地促成馴化的出現。設置各類符號的目的，在於控制野生及性質不同的事物；因此，當婦女基本上變成了載重的馱獸與／或性交的對象，對於婦女的支配也開始持續進行，這種發展通往農業的全面實現。這根本轉變的一部分是朝向地域主義與戰爭的社會變遷；約翰遜和厄爾（Johnson and Earle， 1987）探討了這種動向與禮儀意識漸增的重要性兩者之間所呈現的一致性。

根據詹姆斯許瑞夫（1995）所述「在人種學的紀錄中，每當發現了一種不平等，它總會因為祈求於宗教祭祀而被合理化。」同樣相關的是耶律亞德（1985）提到了「所有的符號使用，都源自於宗教的象徵主義。」社會的不平等，似乎總是伴隨著對於非人類領域的征服。萊納赫（M. Reinach ，1927，由雷丁 Radin 引述 ）說：「由於各種巫術，人們得以對客觀世界加以攻擊。」卡西爾（Cassirer，1955）則這樣表述：「如果沒有儀式，自然界生產不出任何東西。」

由於儀式的行為，產生了各種巫士；他或她不只因為在這領域中的角色而成為最早的專業者，他們也往往是最早的文化實踐者。因為巫師承擔著思想領導者的身份，也設計了禮儀的內容；最早的藝術也是由他們所完成。

這些最早的專業人士，成為群體情緒的協調者；當巫士的影響力提高，與此相對應的卻是社群中其他成員的精神活力降低了。（隆梅爾 Lommel，1967）集中化的權威——最有可能是宗教——也隨著巫師地位的提高而增長；當這些人行使著象徵的權力，社會複雜性的幽靈，也體現在他們身上。這種形象的卓越權力，出現在群體中其他人的生活上，而發展出各種頭人與領袖。

新的社會秩序伴隨著裂縫與焦慮，而亟需共同的象徵語法，宗教就如同藝術一樣，兩者都對此有所貢獻。宗教一詞的基礎是拉丁語：religare，意思是聯繫或約束；再加上一個希臘語的動詞詞幹，它表示對於禮儀的關注、對於規則的忠誠。當人們第一次需要社會的整合時，它很明顯地推動著宗教。

透過各種符號方式來允諾決心與超越，是對於緊張與不安全感的回應。在錯誤的轉向文化與文明化（馴養化）的時刻以前，宗教並沒有存在的基礎。美國哲學家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做出極佳的總結：「人們透過宗教所傳達的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達爾文的《人種起源》（Descent of Man，1871）使我們了解，在一段顯著的生理改變時期中，人類在文化上的演化飛快地加速了。因此，符號的存在與演進，並不是依賴於各種正確天賦的發生。隨著克萊夫‧甘布爾（Clive Gamble，1994）如今我們可以了解人類行動的意圖，並不是隨著馴化╱農業╱文明而來。

勞倫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1976）的研究顯示，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的居民，生活在「一種對自然完全信任、依賴、而休戚與共的狀態，」這關係「比任何曾經存在的文明，都更加親密。」分享與平等主義的特質，是狩獵—採集式生活的標記（G. Isaac，1976；Ingold，1987、1988；Erdal 與Whiten，1992等人）；其實對它更準確的稱呼方式應該是採集—狩獵式生活，或食物搜尋模式。這種飲食方式的主要成分，事實上是由植物材料所組成；而到目前也絲毫沒有決定性的證據，顯示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之前就曾出現狩獵活動。

柯林‧特恩布爾（Colin Turnbull，1961）對於當代原始社會的研究是極具啟發性的觀察，他以伊圖里（Ituri）森林中的俾格米人（pygmies）以及相鄰的班圖人（Bantu）為主題，這些俾格米人到處蒐尋食物，生活中沒有宗教或文化；在農業化的班圖人眼中，他們既無知又不道德，但卻享有更廣更多的自由與個人獨特性。為了要擾惱班圖人，俾格米人會不敬地嘲弄前者莊嚴的儀式，以及他們對於罪惡的觀念。根據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73）所說：他們反對地主階級統治制度，私有的物品非常少，「在一種未經探測的、未系統化的、無邊際的社會世界中，自由移動著。」

對某些人來說，在符號式生活出現之前的漫長歲月，只不過是一個問號，但它同時也是一段非常龐大而卓越的現實。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1993）將這段「綿亙超過一百萬年的時代」稱作是「在已知的考古學中最深邃的謎題。」然而，對於這段穩定而無文化的時代為何會如此漫長，有一種簡單的解釋：如古德曼（F. Goodman，1988）所說「那是一段非常和諧的存在狀態，也是非常成功的適應，因此它在數千年中都沒有出現物質上的顯著改變。」

最終，文化隨著馴化而獲得勝出。生命的領域變得更為狹窄、更專業化，並且被迫同它過往的優美和與生俱來的自由相互分離。這種以符號為導向、對於自然的攻擊，很快就帶來了明顯的後果。在撒哈拉沙漠所找到的早期石壁繪畫，與最近的水源紀錄有125英哩之遙，其中卻顯示游泳的人形圖像。希羅多德（Herodotus）寫到：西元前五百年在某些地中海區域的沿海地帶，大象仍然非常普遍分佈。歷史學家克里夫‧龐亭（Clive Ponting，1992）已經證明：每一段文明化的過程，都損害了它周遭環境的建康。

而耕種顯然並沒有提供品質更高或更可倚賴的食物基礎（MN Cohen，1989； Walker and Shipman，1996），但它確實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疾病，它們並不會出現在文明之外的任何地方，也帶來了性別的不平等（ M. Ehrenberg，1989b；A. Getty，1996）。關於不受抑制的勞動分化與各種符號的缺乏，弗蘭克‧沃特斯（Frank Waters）的《霍皮人之書》（Book of the Hopi，1963）給了我們一幅驚人的圖像：「他們越來越去交換他們並不需要的東西，而當得到更多的貨品，他們想要的也就更多。」 這是必須被嚴肅看待的；他們並沒有發現自己正從與生俱來的美好生活中，一步步被引導離開。

柯林‧塔奇（Colin Tudge，1996）的《史前時代》（The Time Before History）中有個章節，它貼切的標題「伊甸園的終點：農業」簡述了整本書的要旨。有許多在認識論上的潛在差異，可見於英戈爾德（Ingold，1993）所提出的對比：「簡單來說，如果工具對於農人與牧人而言，是一種控制的手段；那麼，對於獵人與採集者而言，工具應該要被認為是一種天賜的手段。」此外，霍克海默（Horkheimer，1972）從馴化╱支配自然要付出心靈成本的角度繼續提供了引證：「人們對於非我族類的各種生物，絲毫不予尊重；其所招致的懲罰，是內在生活的毀滅。」導向外在的暴力也同時造成了精神上的打擊；而當外在的世界被改變、失去了價值，感知的領域也就一定要在根本上被重新定義。自然界當然沒有向文明世界提出命令；事實剛好相反。

保持文化的既有狀態並持續到未來，在今天已成為一種時尚流行，假如它還沒成為義務的話。雖然可以明確地證明「人類曾經有一段非常漫長而無符號的時代，它或許比文明時期更漫長一百倍，而文化的獲取必然要以自然作為代價」；但每個人仍然會從各方面得到一種訊息：符號——如同異化——是永恆的。因此對於起源與終點的探尋，是沒有意義的。一切事物都深陷於符號學之中，沒有什麼可以被追溯得比它更深遠。

然而，理性統治的極限，以及文明所付出的代價，對我們來說是太過明顯，而無法接受上述的藉口。由於符號具有一種優勢，所以人類一直嘗試要經由文化的參與，去挽回我們曾經生活於其中的真實性。不停地渴望或追求卓越，證明了專屬於空乏的霸權是文化中的一種常數；正如湯馬斯‧麥法藍（Thomas McFarland，1987）所發現的：「文化，主要是見證著意義的缺乏，而不是意義的存在。」

在生產與社會控制的支配下，為了彌補意義的缺乏，大量的、無法令人滿足的消費，成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慰藉；而文化本身無疑是消費者選擇的一個首要考量。究其根本，正是勞動的分化，使得我們虛假而失能的符號整體變成了無可避免的；彼得‧洛馬斯（Peter Lomas，1996）寫道：「專門化的增長，逐漸減損了我們對日常生活能力的自信心。」

把一切加以客觀化的文化邏輯，以及把文化邏輯加以客觀化，這兩種思維都緊緊困住我們；因此每當有人提議要以新的儀式或其他象徵形式作為一種出路，而通向再次令人陶醉的存在狀態，都是完全沒有掌握到要旨。那些長久以來失敗的東西，即使再多也不會變成正確的答案。李維史陀（Levi-Strauss，1978）指出：「現代的世界拒斥著一種智慧——它曾經被（原始部落）自發地實踐，此舉無疑是一種瘋狂。」

我們只能二者擇一：要麼就是曾經一度在所有面向上被獲得的無符號式健康；要不就是瘋狂和死亡。文化，已經引領我們背叛了自己原始的心靈與完整性，而進入一種史上最糟糕的處境，到處充滿了虛偽的、隔離的、貧困的冷漠。這意思並不是說永遠不要再有日常生活的歡樂，如此一來我們將會失去我們的人性；而是說當我們的困境持續加深，我們也瞥見為了我們的救贖，還有多少東西必須被清除。